刘绪源《“杨红樱现象”的回顾与思考》（《博览群书》2009年第3期）在回顾了近几年关于杨红樱作品引发的种种争论后，对于此间暴露出的当下文学批评被纳入到商业运转中的现象作当头棒喝，其中观点确实有振聋发聩、醒人耳目作为家长，我早先也曾认为杨红樱作品的成功完全是商业运作的结果，所以当看到我的孩子以及她周围众多的小伙伴们非常喜欢杨红樱时是很不以为然的。但在后来为着给孩子讲故事，而拿起杨红樱的作品来认真阅读时，我发现我过去实在是误“读”了杨红樱，那些模仿她的跟风之作与她的作品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很认真地读过几乎杨红樱所有的重要作品――诸如她的科学童话、抒情童话（如《亲爱的笨笨猪》、《神秘的女老师》等）、校园小说《女生日记》、《男生日记》、《五・三班的坏小子》、《漂亮老师和坏小子》、《假小子戴安》以及迄今为止所出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20本和晚近创作的系列童话体小说《笑猫日记》8本，感觉杨红樱的童书写作很有思想内涵和艺术含量，无论是在思想性上还是艺术性上都很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作品对于友谊、爱情、亲情、教育、责任等理念的巧妙而成功的表达和传达，令我深深佩服，这是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的；杨红樱兼具幽默、讽刺、抒情等多副笔墨，在写作中很好地把握了孩子的阅读心理，注意叙事节奏，在语言、动作的描写上生动洗练、立体动感，最好不过地以自己的作品说明了“儿童文学应该是浅语的艺术”这个道理。以上所说是完全忠实于我自己的阅读感受的。我由此感到杨红樱在当代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量级儿童文学作家。至于杨红樱应该在文坛如何排名、居于文学史上什么样的位置，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我本人也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来做出预测。但我觉得如何看待杨红樱现象，这的确涉及到如何认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承诺、审美嬗变与发展走向等一系列问题。也就由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对一直以来存在着的非议杨红樱的声音加以反省。
刘绪源在文章中提到了杨红樱作品的“文学性”缺乏的问题。首先来看“文学性”这个概念，事实上，一直以来文学的边界都处在游移变化当中，新文体在不断产生，旧文体在不断消亡，非文学的因素时时在进入到文学中而使得原有的文学因素产生着新的变化。所以，用所谓“经典”文学或者昨天的文学来要求和考察今天的文学、用一种既定的“标准”、“框框”来衡量今天的文学、拿成人的审美趣味来规范儿童的审美趣味、拿既有的陈腐的儿童文学观念来指导和评价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不合时宜的、毫无意义的，也是没有任何效力的。这也许得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观点来解释文学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了。而且与此相应的恰好就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读者”了。过去不是总有人习惯说“我们这一代是读着《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三家巷》长大的”一类话吗？言下之意是比他们小的小字辈居然不看这些书了，而是投入到对别的作家作品的阅读中去了。依愚见，出现这种情形实在是很正常的。我本人在高校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工作，就越来越感觉到今天的大学生已经对于我们文学史上奉为圭臬的一些作家作品明显不感兴趣了。时代接受环境不同了，我们也没有任何必要去“强迫”学生、孩子去认可我们所认可的作家作品，好恶着我们的好恶。
我们当然希望孩子生下来一会认字最好就直接徜徉在《西游记》、《红楼梦》、《荷马史诗》、《安娜・卡列尼娜》等经典文学的殿堂中。但我们又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孩子有孩子的年龄特点、心理特征，在他的年龄段里，他只能做他感兴趣的事情，阅读也是这样。所以，在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时，是不能用成人文学作品的标准来衡量的，那样做显然有失公允。我自己也曾读过从前的某些所谓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包括刘绪源先生所认可的那些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恕不一一举出这些作家作品的名字），但连自己都感觉到有些作品成人气息太浓、语言太不灵活生动了，更不用说当下孩子们的阅读感受了。若是以成人文学的评判标准来看，这样的作品也许是优秀的，但是我们可曾考虑过，今天的儿童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作品呢？我就曾把这些成人认可了的所谓“经典”、“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拿给我身边的孩子们阅读，他们却并不热心。新近由当当网联合百度贴吧、中国出版网等发起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对中国青少年阅读真实状况进行的一项调查就表明：很多家庭的家长和孩子在阅读方面存在严重鸿沟，孩子喜欢的书籍很多不被家长看好，而家长推荐的书目令许多孩子味同嚼蜡（《大连日报》2009年4月25日B1版）。显然，今天的成人和儿童之间的阅读需求、意愿已经有着很大的差异了。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没有理由再去漠视这种差异，继续关在象牙塔里我行我素地创作所谓“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刘绪源语）的作品了。据我自己的观察，杨红樱作品能令小读者着迷，恰是因为她充分尊重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阅读心理、认知程度、接受程度，在她的作品里，情商、智商、玩商被有机地融合组接在一起，孩子的心灵奥秘被有效而成功地破解了。杨红樱在孩子中间的“受宠”，原因就在于她的作品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期待视野，全面地适应了孩子的情绪、心理、趣味和接受水平，从而完全实现了“视界融合”。以《淘气包马小跳》来说，它就是专门给小学生写的。至于杨红樱的《女生日记》、《男生日记》、《假小子戴安》等则兼顾了初中生。换一个角度来看，孩子对杨红樱的着迷恰好说明了当下真正适合孩子阅读的文学读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还有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仍然在忽视儿童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接受能力，“闭门造车”，以致自己的作品常常会拒小读者于千里之外。
刘绪源在《“杨红樱现象”的回顾与思考》和他在此前发表的文章《批评能跟着畅销转吗》（《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0月24日3版）都曾以咖啡、肯德基、麦当劳、酒、烟草等的长时间的畅销来做比喻，用以说明杨红樱作品的畅销虽然是长时间的，但也仍然是“商业化的畅销”，其内在特质仍然是商业化的特质。这种比方固然说理晓畅明白，但作者恰恰有一点忽视了，那就是咖啡、鸡柳汉堡、麦香鱼、酒、烟草完全都是作用于人感官的物质产品，它们的功效是不能与作用于人心灵的精神产品相提并论的，所以也就仍然不能解释杨红樱作品畅销的“内在的特质”了。而且自始至终，刘文并没有对杨红樱作品的“内在的特质”进行分析从而让人们意识到这是商业写作，反倒是始终围绕着外围――出版社和书店经营者对于杨红樱作品的种种评价――来大做文章。不必讳认，在对杨红樱作品的推介中肯定会存在着“炒作”行为（其实当下很多作品的上市都多多少少有着这样的背景），但我们能不能回到文学自身，把对杨红樱作品推广的外在商业行为和杨红樱的文学写作本身区别开来呢？窃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说明问题。
不必讳认，杨红樱的作品质量并非居高不下的，其中也有着高下良莠之分。我一直怀疑刘绪源对杨红樱诸多作品的阅读仅限于《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早先出的几本，这个系列是从2004年开始推出的――刘绪源也正是在当年写下并发表了《试说杨红樱畅销的秘密》一文。其实在那几本之后，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越写境界也越开阔，逐渐摆脱了刘绪源所说的杨红樱作品“具备了一些搞笑故事特有的畅销因素”的倾向。而且，我也并不认为这种所谓“搞笑故事”就没有了文学性。再者说，文学作品的畅销绝不是罪过，文学作品的“叫好”与“叫座”并不是始终矛盾着的。想当年，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作品初问世时卖得也不坏，甚至他们有不少作品一时还有洛阳纸贵之势，到今天来说，他们的作品也还称得上是常销书了，可今天有谁能就此否认他们的现代文学大师的地位呢？拿我前段时间看到的数据来说，巴金的《家》自1933年首次出版单行本至今总印数达到457万册，曹雪芹《红楼梦》印数有443万册，老舍《骆驼祥子》有406万册，鲁迅《呐喊》也有255万册（见《京江晚报》2008年10月17日B1版），这不恰好说明了经典与流行正是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了吗？刘绪源对“小读者着迷”杨红樱作品的现象的认定是“其实也就是卖得好”，其实，稍具备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小读者着迷”和“卖得好”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
批评家往往并不是好的预言家。这也是我――一个学习、教学文学史有些时日并对文学史研究有点爱好的普通读者的一点看法。犹记得上世纪80、90年代，有不少著名学者撰文细致分析沈从文、张爱玲如何如何只可能是末流小说家、或者顶多算得上是二流小说家，我也曾深深以他们的观点为是；但时至今日，从学界传出来的声音却是沈、张无愧于小说大师的称号。再如，西方不少作家如司汤达、卡夫卡、劳伦斯、乔伊斯、贝克特等或者生前文名寂寞或者作品屡遭非议不被认可，但在后来却或者都获得了世人的认同或者在文学史上拥有了一席之地。这也恰好说明了与这些大师同时代的批评家的缺席与失职。或者更进一步来说，批评家“走眼”的时候太多了，批评家的批评标准、评价体系往往严重滞后于作家的创作，所以也就会时常出现作家生前身后的冷遇热议等种种怪现象了。这也是文学史屡写屡新、文学史上对作家的评价潮起潮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有时移世易、时异事殊等缘故）。所以，在今天出现呼吁“反思童书评价体系”的声音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不妨借此机会认真反省一下：在今天的童书评价体系乃至文学评价体系中，是不是存在着为着维护既定的文学秩序而漠视当下文学变化、无视文学天性的现象？也许批评家需要转变的首先是观念。
我也常常想，也许正是在对作家作品的各种“正读”、“误读”、“歪读”这几种力量的相互较力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廓清眼前的迷雾，更加逼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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